“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自古诗词写西北，多为“大漠孤烟”“北风卷地”“春风不度”。而自左宗棠后，诗作中的春风终于度过了玉门关。
1866年，清同治五年，左宗棠临危受命陕甘总督，督办西北军务。此后十余年间，他平定西北，收复新疆，“舆榇出征”将侵略者赶出了中华大地，可谓战功赫赫。与左宗棠的战功一并青史留名的，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树——“左公柳”。这位自号“湘上农人”的种树深度爱好者，泛亚电竞一边打仗一边种树，从陇东沿着河西走廊直至新疆，黄沙漫漫的西北因“左公柳”平添“千里一碧”的景色。
玉门关的春风吹绿了一年又一年的柳树。在此后百余年间，“左公柳”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时人纪念“左公柳”、保护“左公柳”、研究“左公柳”，是缅怀其蕴含的朴素而具有远见的生态建设思想，更是传承建功边疆、保家卫国的深厚爱国主义精神。
湖南长沙湘江朱张渡古遗址的岸边，有一处名为“湘江夜话”的雕塑。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坐在小船上，对着一旁的年轻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这位年轻人表情坚毅，侧耳敬听。雕塑取材于线年初，垂垂老矣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戍边归来。路过长沙时，专门派人到湘阴请时年38岁的左宗棠到长沙一晤。
“东南洋夷，能御之者尚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其谁！”此番夜话，林则徐和左宗棠畅谈天下大事，尤其对西北塞防的重要性不谋而合。林则徐将自己呕心沥血收集整理的关于新疆的资料都送给了左宗棠。惺惺相惜的林左二人当时应该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夜话，改写了中国西北边疆的历史。
“湘江夜话”后的第十七年，泛亚电竞清政府统治下的西北形势每况愈下，陕甘大员纷纷奏请朝廷“催左宗棠统兵赴甘”。清政府慌忙授予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大权，后又授给钦差大臣关防，使其全权处理西北军政。在经略西北的十余年里，左宗棠为稳定西北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立下的赫赫战功自不待言。更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数以百万计以他名字命名的树——“左公柳”。
纵观世界战争史，几乎每次残酷的战争都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而左宗棠平定西北，却是一边进军一边种树，一将功成之时，竟然留下了“枝拂云霄，绿荫行人”的生态建设“副产品”。兵凶战危之际，左宗棠为何会有“闲心”种树？
其实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宗棠就用他教书所得薪水在湘阴购置田产，并在宅门上亲题“柳庄”二字，自号“湘上农人”，过起了隐士般的生活。从这段经历可以窥见左宗棠对柳树的偏爱。加之南方农民素有在宅前屋后种桑栽柳的习惯，左宗棠和他的湖湘弟子就将这一习惯带到了西北。
而促使左宗棠西北种树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对经略西北有着超越时人的远见和洞察。西北生态自古薄弱，明代至清中后期，生态恶化趋势愈发严重。人地关系紧张促使人们对本就脆弱的土地实施了掠夺式开垦。据《固原州志》估算，明万历年间固原地区有耕地68万亩，到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耕地就超过了200万亩。大量森林、草原被拓垦，生态急剧恶化，自然灾害频发。西北地区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中。
加之多年的战乱，左宗棠西北进军途中“师行所至，井邑俱荒，水涸草枯”。在这样的情形下，左宗棠只有边进军边善后，从恢复生态和农业生产着手，为西北再聚人气和生机。正如其后来总结的：“臣之度陇也，首以屯田为务……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
“左宗棠大军的西进之路是军队和老百姓修出来的。这条路东起潼关，越河西走廊，直至哈密，再从哈密延至南北疆，全长4000多里。后人称为‘左公大道’。”新疆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郝常立说，在修路的同时，左宗棠下令“凡大军经过之处，必以植树迎候。”
在树种的选择上，左宗棠的军队并非只种柳树，而是根据西北各地气候和自然条件不同，选择榆树、柳树、杨树为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但并不强迫当地百姓响应。据史料记载，左宗棠部署魏光焘在平凉号召百姓种树，但“民无以应”，“光焘知其情，亦不强迫……乃饬所部兵士栽种官树以为士民劝。”
左宗棠经略西北期间究竟种了多少树？据其于光绪六年（1880年）给朝廷上报的《防营承修各工程请敕部备案折》记载，仅甘肃一省的植树量就有约五六十万株。有人估算，十余年间整个西北地区军民的植树量在一二百万株。新疆巡抚袁大化在《辛亥抚新记程》中写道：“自出潼关西来，柳阴夹道，望之如硖路然，皆三十年前左文襄公西征时种植……春光入玉门矣。”
学者马啸在《左宗棠在甘肃》一书中写道，左宗棠对西北的治理，给人一种把边疆当自己的家来建设的感觉。尤其是当左宗棠把植树造林的朴素思想推广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政府行为之后，对西北的开发从此多了一种思路，而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广种榆柳成了左宗棠治理西北生态环境的标志性行动。
植树造林素有“三分种，七分管”之说。左宗棠经略西北14年，等到他回南方时，大道两旁的左公柳已夹道青青。为了保护左公柳，左宗棠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严禁官吏、士兵、百姓毁坏树木。他在西北期间更定的《楚军营制》中规定：“长夫人等不得在外砍柴，但（凡）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以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倘有不遵，一经查出，重者即行正法，轻者从重惩办。并仰营官、哨官随时访查，随时教戒。”
1880年左宗棠离任后，清政府财政逐年紧张，对左公柳的保林经费筹措艰难，加之沿线居民保护意识薄弱，随着时间推移，破坏、砍伐的情况愈演愈烈。
时至清末，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员就在古道两旁张榜告示：“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但此后的地震、战乱、饥荒等天灾人祸，使得砍伐左公柳的情况仍然不断发生。1934年，作家张恨水在甘肃看到沿路左公柳被砍伐殆尽，树皮都被剥下来用于充饥，遂写下“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的诗句。
1932年，《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颁布，首次用行政立法的形式对左公柳加以保护。1935年，《保护左公柳办法》颁布。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办法，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收效甚微。
历经一百余年风沙雨雪，如今仍有少数“左公柳”矗立在西北的黄土地上，被妥善地照顾着、保护着。记者在西北地区寻访“左公柳”发现，目前存活的“左公柳”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和新疆等地，其中以甘肃平凉和新疆哈密较为集中。哈密市2018年对“左公柳”开展普查工作，对发现的218棵“左公柳”编码。2023年又对“左公柳”开展了第二次普查测量，其中有45棵“左公柳”的树围达4米以上，最大树龄150年左右。
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宋占士说，早在1994年，哈密市就通过政府出资、单位集资、市民捐资等方式筹集资金1030万元，修建“引南增水”工程，为哈密河“左公柳”的分布区域供水。2020年2月，《哈密市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出台，为“左公柳”的保护提供了法制化保障。
2023年12月，新疆为哈密市拨付专项资金，立项保护哈密“左公柳”。目前，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按照保护项目要求，积极开展“左公柳”抢救复壮、设置围栏、更新铭牌、建立数字档案等工作，每一棵“左公柳”不仅能在电子地图上找到位置，还能随时进行病虫害防治等精准管护。
在宁夏隆德县城东门外，有一处古色古香的公园，公园正门前“古柳公园”四个字，苍劲有力高悬门楣，门左有棵高大的“左公柳”，石砌矮墙围护着，上挂“全国第四批古树名木抢救”的牌子。当地政府为了保护仅存的25棵左公柳，不仅编号挂牌，单独砌筑防护池，还专门为“左公柳”建起了主题公园。
甘肃平凉市的柳湖公园内，留存一片西北地区罕见的古树群，共计146株“左公柳”。其中最大的树高30米，树身长满枝杈，老根错节，状如盘龙。平凉市“一树一档”“一树一策”，开展“左公柳”的古树复壮工作。
但无论如何精心呵护，“左公柳”的植物属性是客观存在的。平凉、隆德等地林业部门专家告诉记者，柳树的寿命一般在50年至100年，在适宜的环境下可以达数百年。但西北地区干旱、少雨、风沙大，柳树在几十年内就会空心、腐朽，能存活140多年已属不易。树龄达到120年至150年，就已经接近西北地区柳树的生命极限，保护难度越来越大，消亡风险越来越高。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左公柳”在生物学意义上可能很快就会消亡殆尽，但其所承载的丰富精神内涵必将被持续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左公柳，将军柳，军民一心捷报频；左公柳，英雄柳，傲岸身躯擎天立；左公柳，团结柳，相依成林挡风雨……”4月初，哈密市左公文化苑内，前来参加“弘扬左公文化，建设美丽哈密”主题植柳日活动的市民齐唱《左公柳》。左公文化苑大殿旁，两棵历经百余年风雨的“左公柳”身姿挺拔，枝头绽绿。园林工人从两棵左公柳上剪下了20根葱绿的枝条。这些枝条，将作为“左公柳”繁衍传续的母本苗木，在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苗圃基地扦插培育。
“此次栽植的新柳，是林草部门近几年从左公柳上剪取枝条新培育的。我们要让左公柳代代繁衍，这是我们的责任。”宋占士说。
在中国的古树名木中，像“左公柳”这样以某一个人命名的树种非常罕见，这是老百姓对植树造林、造福一方的官员的赞许和肯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左宗棠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道遮阴避凉的生态线，更是时刻激励后人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精神丰碑。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78年，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擘画了一个跨世纪的宏大工程——计划用时73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在“三北”地区建成大型防护林体系，规划造林3508万公顷。近十年来，“三北”工程区营造林以每年近千万亩的速度向前推进，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增长1.44个百分点。如今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可以说是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先人的眼光、历史的重托。其蔚为壮观的生态治理成效已经不是“左公柳”可以同日而语的了。
“左公柳”是生态之树，是爱国之树，更是中华民族共传、共享的爱国主义文化符号。战争后，晚清统治风雨飘摇。随着国力的衰落，新疆地区出现动荡，外国侵略者趁机扶植代理人或直接入侵，严重威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清廷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左宗棠力主“二者并重”。面对分裂势力，左宗棠表现出“尺寸不可让人”的领土主权意识，据理力争，最终得以带兵西征。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克非说，“左公柳”是记载、传承左宗棠等清代将领坚决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精神的重要活态文物，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近年来，甘肃、宁夏、新疆等地高度重视“左公柳”的意涵挖掘与传承，尤以新疆哈密最为突出。作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要地、善后治理的驻节之地，哈密近年来在挖掘、弘扬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哈密市在市委全会文件中提出，要努力打造在新疆占据重要地位，在全国具有强大感召力、影响力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哈密市还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左宗棠文化研究转化交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实施方案（2023-2025年）》，部署了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研究展示转化28项任务。2023年11月10日，左宗棠诞辰211周年之日，哈密挂牌成立了“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
如今在哈密，左公碑、左公渠、凤凰台左宗棠驻军大营遗址、古粮仓、老城墙等遗址遗迹得到有力保护和开发利用，成为传承左宗棠精神的新载体。哈密创作编排的歌舞剧《左公柳》也正在进行最后打磨，即将与观众见面。郝常立说，“左公柳”蕴含着博大的家国情怀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蕴含着深厚精到的治疆要义和历史演进的大逻辑，更蕴含着一以贯之的中国精神和中华风骨。
三千里左公柳，如今尚存仅数百株，然西北“千里一碧”的景色更盛，引得春风常度玉门关。左公泉下有知，亦当“拈髯大乐”。
